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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什么是衡量人生成功的标准，是财富，是权利，还是享受一份粗茶淡饭的宁静日子？一位生活在中国的挪威人，埃瑞克讲述了他的标准。

　　读过中国杂志上的一则故事，介绍旅美音乐家谭盾，初赴美时曾为生计所迫在纽约的一家银行门外拉琴买艺，与他做伴的还有一黑人乐手。10年后的一天，潭盾路过那家银行时瞧见昔日同伴仍在老地方卖艺。那黑人问潭盾如今在哪里买艺，谭盾说在卡内基（纽约著名音乐厅）拉呢。那黑人便打趣道：“在那儿能挣着钱吗？”谭盾也幽默地回应：“还行。”

　　这本来是是个很有趣的段子，可惜段子随后的说教才煞风景呢。它板着面孔告诫读者，谭盾靠自我奋斗在洋人的地界上功成名就，而那黑人因庸庸碌碌，10年落得终日在街头买艺。这种评论令我觉得好笑，且过于“中国特色。”

　　在西方，街头卖艺是当地的一道靓丽风景，街头艺术家同样是艺术家，不论你在街头表演还是在音乐厅表演，无贵贱之分，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艺术家。

　　我有位朋友原在大乐团拉小提琴，可他嫌不自由，便放弃了整天穿着礼服在音乐厅表演的职位，宁愿下到酒吧，街头，狂欢节上去表演，他认为这种与观众近距离的交流，更令他放松惬意。

　　来中国前，我原以为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在那里劳动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。可是亲临中国后我很意外和震惊。中国人对普通工人、农民、服务员、清洁工等，十分不尊重甚至鄙视这些“底层”劳动阶级。中国人以职业，职位，收入，官阶来品评一个人的高低贵贱。

　　在西欧，无论是从事何种职业但人人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。比如一个大学教授，他的朋友圈子里会有国会议员，知识分子，也会有普通产业工人，司机，花匠。而一个女博士，她的丈夫可能是一位技术工人，无人认为他高攀了，也无人认为她低就了，这些在西方都是司空见的事。

　　在挪威一个走街串巷去酒吧，幼儿园，小学校讲讲故事的说书人，一次晚餐时与一熟识的中国女士聊天。那中国女士好心地替他出度划策说：“反正你在这里也没工作，还不如去中国教外语，还能有份稳定的职业和收入：”那说书人很惊讶地认真纠正该女士：“太太，我是自由职业者。我的专业就是走街串巷为老百姓说书。您么能说这不是一项职业呢？“

　　那位中国女士餐后言之凿凿地发感慨：“看他一个穷说书的，吃一上顿不知下顿在哪，朝不保夕。帮他找条出路还不领情。看来我们中国人是好样的，我们来到你们西方赤手空拳地打拼出自己的一份体面事业、中产阶级薪水和小洋楼……“西人都睁大眼睛瞧着她。西方朋友还挺可怜这位女士的。女士的丈夫和10岁的女儿都留在中国，她独自漂泊异乡打拼，已4年没见过女儿了。西方人特不能想象夫妻长久分居。家庭不能团聚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痛苦。丧失天伦之乐的痛苦，是洋楼，白领，高薪等所不能弥补的人生缺憾。

　　在西方人眼中，为出为头地付出如此代价，实在太残酷。人生难道就只有这种的成功标准吗？难道不愿背井离乡，不向往洋楼，白领阶层，仅满足安贫乐道的淡泊人生就是失败者？为何中国人总势利地以财富，洋楼，学位，白领等物质的东西来论英雄？为何平凡地享受一份粗荼淡饭的宁静的日子，就不被认这是好样的？难道我们不能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观是否有问题？是否太过功利主义的庸俗？

一次，弟子索朗彭措曾向他求最殊胜的法，他说：“将吾等大恩上师观于头顶，时刻祈祷并受四灌顶，将心与智慧融为一体。平时将外面一切色相观为上师的身体，一切声音了知为上师的语言，一切分别念抉择为上师的智慧。总之，一切器情之显现皆为上师相。吃饭的时候，将上师观于喉间，进行饮食甘露供养，可遣除罪障，令饮食之举成为会供；睡眠的时候，将上师观于心间，上师身体所发之光明周遍一切世界，自己化光融入上师；临死的时候，不要焦急万分，手忙脚乱，而应平静地将上师智慧与自己的心观想为无二无别而安住。这是一切往生法的根本。即使你们依止我一百年，我也没有更殊胜的教言了。希望你们能牢记！”

摘自索达吉堪布《旅途的脚印》 

其二： 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
此句最富禅机，实乃心净则国土净之最佳注解。

其三：爱向竹栏骑竹马，懒于金地聚金沙。
此句最是实情，人生常态，大多如斯，惜乎明者甚少，纵使明了，然能跳出此巢臼者鲜有人也。